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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人放:谈谈文学翻译
来源:  作者:本站

借此《俄汉文学翻译词典》出版之机,我愿以我国翻译经验为背景,以“词典”为素材,就翻译理论与翻译标准问题,谈谈自己的管窥之见,一、作为代序,二、求正于译界同人。

我国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早在晋末和隋唐时期,就形成了第一次翻译高潮。佛典的翻译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其浩繁的卷帙,科学的方法,卓越的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我国古代翻译家,虽然没有作过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但他们的真知灼见散见于文献古籍之中,并在他们的译著中得到体现。佛典翻译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译者对佛学有高深的造诣,又都精通梵汉两种语言文字;第二、翻译过程周密,程序有十部之多;第三、翻译方法严谨而灵活,“直译”“意译”圆满调和,达到了翻译的极规。

清朝末年,西学文典的翻译开始了第二次翻译高潮。面对这次高潮,许多译者深感思想准备不足,困难重重。如果说佛典与中国文化投合相契,那么西方文化却与中国传统文化诸多相异,因而理解已非易事,表达更加困难。著名译家严复,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深有体会地提出,译事三难: “信达雅。”译事难是严复的感慨;信达雅是他从事翻译的准则。这个准则在当时和后来为许多翻译工作者所遵循,对我国翻译水准的提高和翻译理论研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语言学科在迅速发展,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逐步加深,表达方法也在日趋完善,因而信达雅已不能概括现代翻译的内涵。如果我们依然固守“信达雅”,而踌躇不前,未免有悖时代精神。

五十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和现代科技书籍,从而出现了第三次翻译高潮。

事实证明,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翻译高潮。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又对我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围绕信达雅展开了直译和意译之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问题的提出自然有其现实意义。不过由于无意的误解和有意的歪曲,竟把直译和意译对立起来,进行激烈的论战。鲁迅先生主张直译,“宁信而不顺”,另有些人主张意译,“宁顺而不信”。但是,什么是直译,什么是意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纠缠不清,莫衷一是。事过境迁,现在看来,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均有一定的片面性;都会影响译者对原作精神的表达,削弱原作对读者的感染力。不过就 “少用旧词多创新”的观点来说,鲁迅先生却为我国翻译工作指明了方向。

近二、三十年来,又有人提倡:能直译就直译,不能直译就意译。其实玄奘及其弟子翻译佛经所用的正是这种翻译方法。不但如此,佛经里“音译”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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