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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基德:钱钟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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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的兴起大约在80年代初期,为此还专门出了几期期刊,可能钱钟书本人对此并不是很热心,所以其声势不是很大。从数量上看,钱钟书的著作可能不如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但他的著述的含金量的确是只有用皇皇巨著才能恰如其分地予以定位。由中华书局出版的5卷《管锥编》世人皆知,但是至今能够真正读完读懂的读者还是凤毛鳞角;他的《谈艺录》人称是现代有关诗文评的巨构;他的《七缀集》、《宋诗选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是无以替代。在多数读者的阅读范围和层次内,接触更多的还是他的《围城》,他的《写在人生边上》及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钱钟书散文》。前几年,一部电视剧《围城》掀起了全社会的“围城热”,在这以前的中国文学史里,它的地位却不是现在的样子,被忽略,被一笔带过,直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出,夏志清对《围城》是情有独钟,推崇备至的。《写在人生边上》成书的时间已很久远了,它的本来面貌一般的读者难得一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基本上是经过作者本人的小小的修订本。这本书的大多数篇目后来又出现在《钱钟书散文》一书里。除此以外,近些年新出的《石语》、《槐聚诗存》等等也都是了解钱钟书的精神历程的好的途径。要想全方位地了解钱钟书和杨绛夫妇,还有孔庆茂著的《钱钟书传》以及另一本《钱钟书和杨绛》。

  《钱钟书散文》一书的责任编辑罗俞君说过一段话:在钱先生散文博大精深面前,我想说的是,编了钱先生的书,我更不敢编钱先生的书了。但我想,我的一生会受益于这样艰苦的编辑工作,翻了不少辞典,认了不少字,甚至改变了欣赏的习惯,感觉到了钱先生文论的好读,有时甚至觉得钱先生文中原文的某段引文像一段风景。这说出了一代读书人的真实想法。作为一个以写作为职业为生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总要出一出个人的文集,既是对自己过去工作的集中审视,又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小结,这是一个时髦的习惯。我很奇怪钱先生一直没有出文集,直到有一天找到了答案。钱钟书说:对过去的东西,我并不感到兴趣。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对于他人叫他写自传,他也很明确地坦白了态度:回忆是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钱先生的语言文字的风采是早已领略了,我惊异于他思想的敏锐,用语的机智,有时他的近于尖刻的表述也很让人不舒服。

  我手头的一套《管锥编》是1986年的版本,那时该书只出了两版,到如今不知它影响了多少莘莘学人。《管锥编》的资料准备是在文革期间,具体地说相当的材料是在他下干校的那段时间。据说,钱钟书个人的藏书并不多,有的多数是工具书。他的记忆力相当的好,到了能够背字典的程度。有此等本事的在现代文人圈里,我知道还有一位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在干校是无资料可查的,钱钟书凭借的是他自己非凡的记忆力,这尤其令人感佩。钱钟书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在报章杂志上却基本上看不到他对那段生活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了解一点他当时的生存状态,也还看不到直白地控诉,是些质朴的语言与场景,达到的效果即所谓感染力却是空前的。其实,钱钟书别处的文字还是折射出他对文革的思考。例如他就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看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的。大如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有些政治领袖最初也想把国家搞好,作了很长远的规划,但往往因客观因素所限,不能如所愿,中国的“文革”就是一种最初意料不到的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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