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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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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为一个作家钱钟书的东西并不多,一个短篇集一个散文集一个长篇。但他的写作态度我很欣赏。他散文的题目叫《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他的作品中没有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那些外在的意识强加的东西,纯粹是作为一个写作的爱好者,他并没有意地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身的职业,而是一种乐趣,所以他写起来非常从容,把他自己的智慧全部融入进去。而且他的《围城》在表现知识分子方面很独到。如果说鲁迅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张家玲表现了中国三四十年代都市男女的灵魂;钱钟书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相。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全部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比较卑微、自私、小聪明的知识分子。

葛: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讲,他在知识分子题材方面是有开拓,对知识分子的表现他是深刻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知识分子很少反思自身的立场和劣根性,钱钟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围城》在艺术上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成就。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来说,钱钟书在文学的领域里可能还不能算一个大师――从量上讲他的创作不多,从质上讲,他毕竟没有创造一种独特的审美图式。今天我们把钱钟书看作一个大师主要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钱钟书身上附带了一个新人文神话。第一个是埋头读书的神话,他如何“一心只读圣贤书”,如何博闻广记;第二个是反流俗和虚名的神话,他如何“两耳不闻窗外事”,别人请他去开会,政府请他出席国宴,他如何拒绝参加等等。

钱钟书自己给自己造了这种神话,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埋头读书、同体制、同大众决裂的“学者典范”。这种神话本身我觉得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不会隐瞒他对时代的看法,他不会对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不公、不平无动于衷,他不会对这个世界中丑陋的不合人性的东西视而不见,他不可能是鸵鸟,他对时代包含热爱,对不公愤愤不平,对美好的止不住赞美。

想一想钱钟书在文革中做了什么?萨特说过:“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钱钟书,他反抗了吗?他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这是一种乌龟哲学。许多人在这个哲学里苟活,还以为自己伟大。

刘:中国知识分子参予社会无力,同流合污不甘,这就是钱钟书人格上的意义。

葛:钱钟书给自己造出来的学者神话对当代学人不媚俗、不媚上,专心学术的精神的培养有一定意义,可能绝大多数人看到的钱钟书也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这个神话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麻痹。躲在故纸堆里生活,对时代沉默不是“龟缩哲学”吗?《写在人生边上》、《围城》都是很有体悟的,说明他对生活有敏锐的一面,但是解放后他为什么就失去了这些?他不关心这个时代吗?不,他关心这个时代,但他为什么不讲呢?肯定是有某种软弱的方面在主导他,文革吓破了他的胆子,这时他就过分强调他作为学者的一面,故意装作“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是他可悲的一方面。如果我们思考他强调自己埋头读书是想掩饰什么的话,那么钱钟书这个世纪的人文神话不像一开始我们所认识的那么高尚、伟大。在世纪之交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什么,是写一部《管锥编》?是去研究钱学吗?我觉得这不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出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他关注这个时代,但不向这个时代发言,他对这个时代一切都保持沉默,那么他能做什么样的学问?这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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