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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被神话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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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我觉得钱钟书这个神话主要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病态的精神所致。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批评立场的放弃,启蒙精神的弱化都使钱钟书成了一个热门人物。“钱钟书热”是我们时代精神病态的一种体现。今天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其实有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也有更多亟待讨论的问题。如果把钱钟书神化,会有误导的可能,而这种误导往往是有的人所欢迎的。

葛:是的,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

刘:回想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禁锢的年代往往是“学问”做得最出色的年代。这是知识分子一种放弃,转移的结果。所谓“康乾盛世”,清朝的考据学的兴盛都和知识分子放弃社会参予有关。这也是我们悲哀的一面。知识分子成了听话的、传话的工具,不仅出不了思想家,其实也出不了真正的学问家。这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教育体制都有关。所以“钱钟书热”也是对新中国近50年的教育史、学术史的一个讽刺。

邓:就我的阅读范围,特别是到了当代以后,涉及到中国泛知识分子这个领域的文学读本只有贾平凹的《废都》较有意思。当然贾平凹的《废都》涉及的是文化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两者有相通之处,就是他们有相当多的精神生活层面、文化生活层面以及边缘性姿态,承担着现实和精神上的双向压力和突围。《废都》把文化和文化人的终结归结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上,写出了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奈、颓废、堕落、消极和变异,面对文学,面对文化,更进一步面对知识阶层,只有妓女把肉体和崇敬一起奉献到祭坛上,这是极具批判意识的。物质化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时代,革命的对象之一是传统的文化和文化人,它们和他们必须接受身份和立场的改头换面,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个时代演变的标志。而《围城》的解剖在现代,它是对知识分子自身进行解剖,而且解剖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不是大动肝火,是把人物放在抗战的大后方,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进行那种聪明、幽默的小表演。我们对这种表演真的是无话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哈哈镜,不是寓言,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刘:作为知识分子我深感矛盾。一方面深感中国需要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发言,另一方面又痛感知识分子的弱点。像《围城》里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读起来很痛快,但从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正面表现知识分子价值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少的,我们没有浮士德式的探寻理性精神的原型人物,也没有罗亭式的理想守望者。我们看到的尽是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尤其是现在的电视屏幕上,知识分子都是带着眼镜,除了懂一点专业技术外其它方面都是白痴的那种卑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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