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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与新文化 
来源:  作者:本站

自从在新文化运动中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一干人“打拚”一回而以失败告终之后,林纾就基本上以一个“拚此残年以卫道”的挡车螳螂的滑稽形象存在于后人的叙述中。1919年2、3月,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张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这两篇作品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教授(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一通。当时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大本营,白话文学主张由教授倡导发展到学生普遍参与,学生们主编的《新潮》杂志也于当年初出版。
  林纾小说一出,北大舆论大哗,一时群情激愤。张厚载距毕业仅有数月,但众怒难犯,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
  林纾惹了祸,既愧于连累学生,也觉得辱骂和恐吓不是君子之道,于是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陈独秀对林纾的道歉给予积极回应:“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到很可佩服。”(《林纾研究资料》193页)林纾当时68岁,如此敢作敢当,非真性情者不能也。
  我在这里无意为林纾翻案,他写的《荆生》、《妖梦》,那借小说的荒唐情节一泄心头之忿的恶毒,确也颟顸可笑。但是,凭心而论,新文化阵营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也近乎谩骂么?林纾嘲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可胡适等说“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在深爱着左(左思明)马(司马迁)班(班固)韩(韩愈)、将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纾看来,这种评价无异于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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