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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逑传》早期西文译本初探
来源:  作者:本站


英译本《好逑传》有三个附录:

1.一出1719年在广州上演的中国戏剧的情节介绍,来自威尔金森的遗稿。

2.法国汉学家尼古拉•弗莱雷(Nicolas Freret)一篇关于中国诗歌论文的节选。论文前有一段关于诗歌翻译的文字出自编者手笔,帕西在此不无惋惜地写道:“诗歌的花朵很娇嫩,从原来的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时便会枯萎。从翻译中我们只能领略到诗人的观点和感受,而语言表达上的美则无法为我们所识,因为她是那种语言所特有的。”因此,中国诗的美难以译入欧洲语言。论文后所附的《中国诗歌片断》包括21个中国诗歌片断,但实际上最后一段是选自《庄子》的寓言,《诗歌片断》之前还引用了孔子对于诗的看法。所选内容均从法文和拉丁文转译而来。

3.《中国格言选辑》。帕西的出发点是:“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天才,没有什么比研究他们的格言更好了。”他所选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其中既有孔子的名言,也有民间俗语,既有成语,也有民谚。内容基本上来自耶稣会士的出版物,尤其是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志》。

英译本最后还附有一个索引,主要列出了注释中出现的各个条目。

德译本不仅沿用了英译本附录,而且还进一步加以扩充。穆尔对中文已有所研究,他除在附录中添加上法国汉学家福尔蒙的一份详细的汉学参考书目外,还亲自动手撰写了一篇以德国人为对象的关于中文语法的小论文。此外,德译本的索引也与英译本有所不同。范存忠先生注意到,在帕西所作的索引条目“中国人的性格”中,关于中国人性格阴暗面的内容远远多于光明一面(范存忠.1991:154)。德译本则不然,索引基本上仅限于具体的项目,“中国人的性格”一项则被完全排除了。这样做颇有道理,因为小说家在刻画人物时常常是将反面人物脸谱化以加强善恶对比,将出于艺术性目的的反面描写当作中国人的普遍性格,不仅有失公允,而且也是可笑的。法译本附录的内容最少,仅仅沿用了英译本的戏剧、诗歌和格言部分,没有索引。

在译文方面,对比原著与1761年英文版的《好逑传》,不难发现威尔金森和帕西在翻译出版《好逑传》时进行了许多删节和改写。早期西文译本的删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1.大量评论性的诗词。硕果仅存的几首均在葡萄牙文部分。在威尔金森所译部分,此类诗词荡然无存。2.文化色彩浓郁的对话。如小说中谈及某人生于“六月初六日午时”,换算成中国人特有的八字是“甲子、辛末,壬午、戊午”,译本在此处便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了。3.帕西认为原作过于拖沓或破坏了小说悬念的地方。这些删改自然为当代翻译界所诟病,但对早期编译者而言也属情理之中。首先,威尔金森翻译《好逑传》多半只是为了学习中文,他本人并未打算将译文拿出来发表。必须考虑到的还有:对于当年的译者而言,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汉英辞典可供查阅,而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没有辞典在手,任何一位有点经验的译者都应知道那更是何等艰难。此外,早期译者们由于对中国文化所知有限,碰到较为复杂的段落、高度凝练的诗句,就干脆跳过不译,在当时也是通行的做法。因此。用今天的翻译标准来评判当年的译文显然并不恰当。1810年,曾随马尔嘎尼访华,并随后因其游记而闻名的约翰•巴柔(John Barrow)就称赞帕西的译本在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中是“最为忠实”的(转引自Cheung,1994:13)。这证明,就当时水平而言,威尔金森·帕西的译本已经相当成功。而且帕西的文学水平和眼力也是有目共睹,他所编辑的《英国古诗残存》(1765)至今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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