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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逑传》早期西文译本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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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史

综上所述,帕西出版《好逑传》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向英国读者展示一下中国作家的文学技巧。他出版此书一方面有在道德上借中国人来达到劝善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要借助一部文学翻译作品向西方人传播一幅真实的中国生活画面。用帕西的话说:“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为他们的全部习俗与伦理提供一幅完美的画卷”。用文学翻译来介绍中国文化——帕西的观点在当时是超前的,在今天也未失去意义。帕西的努力反映的是翻译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用翻译来增进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了解。

从小说后来的影响来看,帕西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在雷慕沙(Abel RémusafJ)大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之前,帕西的译本代表了当时汉籍翻译的最高成就,其百科全书性质的注解更在越来越推崇知识与理性的文学沙龙中受到欢迎。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好逑传》的译本在西方被视为介绍中国的标准文献有一个世纪之久,其所获得的评价甚至不亚于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志》(Cheung,1994:7,68)。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766年的德译本,在汉学刚刚起步的德国,穆尔这一在英译本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德译本及其所附的研究论文几乎代表了当时德国汉学研究的最高成就。1794年,穆尔将译本寄给了席勒,席勒对此极为重视,不仅为此回信致谢,而且很可能不久以后又将这本书推荐给了歌德。1800年,席勒觉得译本语言有些陈旧。一时兴起,改写了小说的开头半章。这项工作虽然不久便被搁置在一旁,但从席勒最后的工作日程表来看,计划并没有取消,改编后的小说应于1806年付梓(schiller,1953:489)。遗憾的是席勒1805年因病去世,一段佳话终于未成。从有关书信来看,穆尔的译本在德国上流社会的文学沙龙中广为人知。1815年10月14日,威廉•格林曾致书其兄雅各布(这两人便是《格林童话》的编纂者),谈及在海德堡的一次聚会中幸会了正在主人家做客的歌德,歌德为大家“朗诵并讲解”了《好逑传》【Tscharner。1939:97】。因为在歇德的私人藏书和借书纪录中均无此书,所以歌德很可能是在友人那里凑巧看到了这本小说。由此可以推断,此书在德国流传甚广,直至十九世纪初仍然享有相当声誉。

提到歌德,便不得不提一提歌德1827年1月31日那番广为人知的谈话。那一天大诗人和他的助手谈到了中国小说,于是便回忆起了他读过的一些中国故事,其中有一段是《好逑传》中的情节:“有一对钟情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白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在同一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都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转引自朱光潜.1982:112)。国内有一种流传甚广的错误说法,认为直到1827年歌德才真正把《好逑传》细心读完了。这一说法大约来自陈铨20世纪30年代的论文《中德文学研究》。从歌德的日记来看,他在此期间所看的是另一部中国小说《花笺记》。歌德的另一段谈话完全可以证明他是在几十年前看到《好逑传》的。这段谈话简要地纪录在法国人Jean Jacques Ampere 1827年四、五月问多次拜访歌德后于5月16日写给友人的信里,信中写到歌德从雷慕沙所译的小说谈到了中国人的道德,由此又谈起了他半个世纪前读过的中国小说,里面的情节他至今仍记忆犹新(Debon,1985:56;Aunch,1935:96)。在此,我们无需深究歌德到底是30年前还是50年前读的这本小说,因为这只是年近八旬的大文豪与一位后生晚辈用法语进行的一次闲谈。况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歌德的时代。在德国人已经认识的中国小说中,堪称“道德小说”的也仅有《好谜传》一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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